【新华水泥人才网】5月20日电 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国多地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重庆上调至1250元、陕西上调至1280元、上海上调至1820元。
最低工资标准是高是低?劳动者感受各不相同，薪酬“红线”对企业影响大。
劳动者：感受各不同
来自重庆市潼南县的夏友国在主城区一家机械制造企业工作，因为拥有熟练的焊接技艺，每月的工资收入在3000元到3500元间，远高于重庆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虽然我的收入并未和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挂钩，但是以往每次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老板为了留住熟练工，都相应给我们涨工钱。”夏友国告诉记者。
记者在上海、重庆、西安等地劳务市场采访发现，像夏友国这样的劳动者大多数期望收入和实际收入都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对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对他们是强有力的保障。
来自河南的刘东作为劳务派遣在上海一家电子厂工作，他每个月基础收入2800元，一周工作6天，工厂包食宿。“一旦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我的工资必然会跟着涨。”
像刘东这样的劳务派遣工群体占国内整个职工群体的比例不低。这些劳务派遣工的底薪不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标准工资，而是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上浮。因此每当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时，他们是直接受益者。
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利好”，对一些灵活就业关系的劳动者如实习期的学生不一定能“兑现”。
小磊(化名)是西南某省中职学校的学生，进校第二年就被学校要求进电子厂实习。小磊告诉记者，实习期间底薪是1300元，没有周末，每天工作12小时，每小时的薪酬甚至不到4元。“这样的工资甚至不到最低工资标准时薪的一半。而且这一切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企业：影响大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企业要想真正招到工人，大都得给出远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水平。但即便如此，多数企业主表示，宁愿花更多钱招工也不愿最低工资标准频繁上调。
上海今年调整后每月1820元的标准依然排在全国第一。但企业仍难以招到工人。
在上海宝山区的“春风行动”招聘会上，上海石洞口冶金设备修造有限公司打算招15名焊工、10名车工和10名生产线操作工，焊工、车工月工资在3500元到4000元，比去年初上涨约一成，但招工依然不容易。
上海一家从事电子配件生产的公司经理蒋远林告诉记者，现在上海的制造业企业几乎没有在最低工资线上下雇工人。“看似‘最低工资’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但实际上一旦调整，对企业影响还是相当大。”
“每次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公司的工人就会要求涨薪，为了留住工人，我们的实发工资基本是跟着最低工资上调的幅度走。”蒋远林说，“除了工资上涨，社保支出水涨船高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对于我们这些原本就不景气的制造企业真的是雪上加霜。”
由于最低工资与企业多项其他用工成本直接挂钩，因此带来企业用工成本的上涨往往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
苏群是重庆一家从事摩托车配件制造企业的老板。他给记者算了一笔成本账：虽然今年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只上涨了200元，但是作为企业来说除了本身工资支出的提高外，由于职工医疗期待遇、试用期待遇、失业保险基数都与最低工资直接挂钩，用工的人均成本至少增加300元。“所以即使我们得付出远高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成本来招人，也不愿政府频繁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人社部门：平衡利益
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收入的法律制度，是一种适用于全行业的国家标准。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柳东升表示，按照统一要求，各省参考上年度当地人均生活费用、职工个人社保公积金费用、全市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失业率、赡养系数等指标，综合确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对于保护低收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副处长潘俊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应该警惕一些企业只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的问题。最低工资标准是“底线”，而不是“标准线”。企业发给职工的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条“红线”，但这并不代表只要按这个标准给职工发工资就行了。
某省人社厅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看似不大，但由于附着了太多其他因素，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职工医疗期间待遇、试用期待遇、死亡后的赡养标准以及部分省份的失业保险基数均与最低工资标准直接挂钩，企业的负担会增加得更多，利润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
此外，调整最低工资时平衡区域间差距也是有关部门的重要考量标准。该工作人员表示，外商投资者往往把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投资环境考察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的流动时常将各地的最低工资拿来做比较，因此各省为了确保招商引资和吸引足够劳动力流入，有时即使测算出的最低工资水平较高或较低，也得与周边地区保持基本一致。
原标题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