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展现出了“新常态”：自去年开始，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常态”下工业领域将发生哪些变化？产业政策将如何调整和应对？如何化解和抑制产能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年发展情况怎样？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冯飞认为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工业领域最重大的变化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并不能归结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所导致；他认为对于近些年来兴起的"大数据"、"3D打印"等新技术和新应大力支持，而最关键的是解决应用问题和商业模式问题。
新常态下工业增长的三大亮点
记者：今年以来中国工业下行的压力较大，你认为完成9.5%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目标有没有困难？
冯飞： 从宏观经济情况来看，上半年GDP增速7.4%，全年完成7.5%左右的目标还是有可能，要完成工业增加值9.5%的增速，总体上压力还是比较大。从上半年一直到7月份的工业增长情况来看，呈现了“缓中驱稳”的态势，增速明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1到6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是8.8%，6月份当月是9.2%，7月份略微下调至9%。
记者：就具体的工业行业来看，煤炭今年全行业亏损,石油行业利润也逐步下滑,你如何评价今年的工业形势？
冯飞： 中国经济从2002年、2003年以来，进入到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最主要的还是需求来拉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高增长，现在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曾经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化工业，现在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这样的新阶段会引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分化，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重化工业比较集中的一些省增速明显下滑。
“新常态”中高速增长的时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说过去驱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些因素发生了变化，现在需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
从工业增长的新亮点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汽车等行业增速明显加快。第二方面是工业效益的增长要好于量上的增长，就是工业企业的效益增速快于工业增长值的增速。第三方面，PMI连续5个月超过50，投资者的信心、企业家的信心有所恢复。
记者：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工业产业政策方面有哪些亮点？
冯飞： 亮点之一是取消和下放了一批审批事项，来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特别是吸引更多的民营企业来投资于工业和通信业领域，包括像电信增值服务对民营企业的放开。第二个亮点是供给侧方面，增量上加力培育和发展对于工业转型升级具有比较重要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量上也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针对淘汰落后和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第三个亮点是消费侧发力，包括鼓励信息消费，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还有一些政策，包括进一步支持企业兼并重组。
记者：请问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走到了哪一步？难点在哪里？
冯飞：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长期话题。现在来看，我国产业调整最重大的变化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了。第二个变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包括一些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第三个是企业转型升级政策进一步明细化，支持的力度空前，包括对战略型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以及对存量进行淘汰落后、化解过剩的一系列政策。
现在处在一个驱动因素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最根本的还是要形成创新发展的能力。形成创新发展的能力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而从去年开始三产首次超过二产，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你认为各个产业的"新常态"是什么样的？
冯飞： “新常态”下最重要一方面就是经济增速由高增长向中高增长转变，这个转变对企业、对整个产业意味着要转变速度效益性的发展模式，所谓速度效益性就是有足够高的速度，还有一定的效益，速度降下来，行业或企业的经营困难会进一步加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更多的服务经济拉动还是继续延续二产拉动的增长格局。当然靠三产、靠服务经济拉动，使得经济增长有一定新的动力，但是从整个经济发展的种形态来看，实体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确实三产的增速快于二产，三产的比例也高于二产，那么这种现象是阶段性还是趋势性的？从我个人目前的判断来看，两个结合，两个可能交织在一起。阶段性问题就是相对于服务业而言，工业下行的压力更大一点；从趋势来看，工业已经走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步入到后期必然会出现服务业来主要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第三个问题就是服务业当中，实际还要进一步分析，服务业有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主要依托工业和制造业发展起来，实际上一个服务业能够健康地发展，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服务业比重高，但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当中，生产性服务业占主导。所以服务业和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不是矛盾的关系，不是此消彼涨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甚至相互促进升级的过程。
产能过剩并非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
记者：其实早在2011年国家已经不再核准新的钢铁的项目，但有部分的地区还是在持续扩大产能，这是不是百姓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冯飞：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顽疾，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经过了几轮产能过剩，这一轮产能过剩是比较突出的，主要还是表现在一个全局性还有一个程度等问题上。对于产能过剩的议论比较多，甚至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自身就是过剩经济，没有过剩就没有竞争。我认为市场经济有过剩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剩不在合理范围内，超过了合理的范畴，就是一种严重的产能过剩，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危害比较大。目前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就是一个危害比较大的问题。
生产能过剩的原因首先有周期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就是经济的波动性，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慢慢显露出来。经济需求急剧回落，使产能过剩问题显露出来。第二个和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和政府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职能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地方政府更多地去靠行政性的手段干预经济的增长，干预行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
要真正化解产能过剩，一方面要采取短期的应对措施，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根本解决还是要建立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有两个方面最重要的含义，一个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第二个方面政府该做的要做到位。
记者：现在有种声音认为，目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的，你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
冯飞： 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日本在70年代的时候，两次石油危机以后，产能过剩问题非常突出，日本政府当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有一些国家没有针对产能过剩问题采取一些专门的政策，这是一个市场机制的发育问题，市场机制自身就有调节、矫正的功能，如果这种功能能够很有效地发挥出来，就会指导、引导投资者市场经济调节下做出理性的判断。
而从中国目前转型这个时期来看，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这只手过长，有些政府不该管的管了，地方政府主导产业发展，主导经济增长。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市场机制自身，还需要制度上再进一步完善。比如标准问题，包括监管能力的接受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难以靠市场机制自身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短期有一定行政性手段是必要的，但目标不是一直依靠这样短期的政策，而是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所谓长效机制主要是通过经济、法律这样的手段，能够用长效、常态的办法来化解过剩问题，而不是靠一轮一轮行政性手段为主的方式。
